△ 封面图片来自《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

　　文/一碗甜豆花

　　最近，剧版《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完结。我追着把它看完，像一年多前读小说一样，我又受到了很深的触动。

　　阅读和观影，有一种乐趣来自于重读、重看时，你体会到了与最初那份体验不同的东西。

　　再次进入这个故事，我的表达欲又被勾起来了，而这一次，我要跟你聊一些与上次不一样的东西。（之前写过4篇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文章，点击文末链接可看。）

我们为什么痴迷于这个故事

　　要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世界范围内最受女性读者欢迎的小说，恐怕不算夸张。而且很多读者只要一捧起这部小说就停不下来，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但对它的评价也不全是正面的声音，尤其第二部，读者对它不乏非议。有人说，当小说情节进展到主人公青年时代，故事就开始落入俗套；也有人说“女性的追求仍然限于迷恋哪个男人，这种活法让人失望”。

　　作为这部小说的忠实读者，我当然认为它非常迷人，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批评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个故事是有一点俗套，主人公也算不得潇洒和独立。

　　但是，不得不说，批评者口中的“缺点”——模式化的故事、有缺陷的主人公，也正是这部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

　　具体来说，我们为什么痴迷于这个故事呢？

　　首先，这个故事所讲述的“贫民女性奋斗”的主题，在我们这个阶层固化、女性意识觉醒、安全感普遍缺失的时代，特别容易引发共鸣。

　　其次，这个故事所设定的多层次的“二元对立”，增加了故事的戏剧张力。

　　最后，埃莱娜所扮演的那个敏感而脆弱的叙述者，以一种“令人尴尬”的真诚，袒露她的自卑、恐惧、虚荣以及她对自己的厌恶时，与并不完美的读者达成了某种默契。

　　阶层跃迁与女性奋斗的主题引发共鸣

　　从第一部开始，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就努力构建着这个故事的现实土壤，她通过叙述者埃莱娜之口向我们展示着她们生活的世界：

　　那是一个充满致命词汇的世界：毒气、战争、废墟、工作、轰炸、肺结核、传染……这些词汇是主人公恐惧和担忧的根源。

　　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外面，男人们为讨债、争地盘、维护名誉而打斗；在家里，他们稍有不满就对妻子、女儿拳打脚踢。人们崇尚用暴力解决问题，也屈服于暴力的淫威；

　　那是一个连空气中都飘荡着“悲惨气味”的世界，也是一个人人鲜有安全感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两位主人公埃莱娜和莉拉出生于社会底层——那不勒斯一个破败的城郊。

　　她们都很聪明，学习很好，在她们心中，学校明亮而安全，与贫穷阴冷的家庭截然不同，因此成了她们的避难所。她们以《小妇人》的作者为榜样，把知识当做救命稻草，期望有一天知识能变成财富，带她们逃离那不勒斯。

　　贫瘠的现实与主人公对底层生活的恐惧、厌弃，构成了推动故事前进的巨大动力。主人公逃离底层的欲望和行动，也成为这个故事最核心的主题，正如老年埃莱娜对自己人生的总结：“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

　　讲述主人公靠个人奋斗逃离底层、实现阶层跃迁的故事本就精彩，当主人公是女性时，故事就更为复杂，有了多维度的发展空间——她们要与自己的出身搏斗，也要与内心中自毁、自暴自弃的念头搏斗，还要克服原生的“性别缺陷”，摆脱根深蒂固的社会期待和社会偏见。

　　“那不勒斯四部曲”就是这样一个关于“如何逃离底层”和“女性如何走出困境”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在今天特别受欢迎。像我之前介绍过的《斯通纳》《毒木圣经》，以及擅长书写女性困境的诺奖得主艾丽丝·门罗，还有最近比较受欢迎的《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等小说和纪实文学，都在讲述类似的主题。

　　这类主题在今天特别受欢迎，因为它拨弄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人们日益感受到阶层在固化，世界动荡不安，生活缺乏安全感；女性独立和女权主义的声浪此起彼伏，但女性所处的现实世界依旧充满对女性的偏见、歧视和伤害。人人都需要方向，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处境寻求解释，也都需要某种集体共鸣。

　　在读者对这部小说的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共鸣”，有对女性友谊的共鸣，也有对主人公奋斗历程的共鸣。之所以有共鸣，大概是因为努力走出困境的我们对主人公投射了太多期待和理想。

　　那么，埃莱娜和莉拉实现了我们的期待吗？

　　从结果来看，她们逃离了底层，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独立。但她们的成功逃脱却不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她们并不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成就。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她们都利用了自己对男性的吸引力，去获得更广阔世界的入场券。

　　所以，对于那些呼吁男女平等、呼吁女性靠自己实现独立的读者来说，埃莱娜和莉拉给出的答案显然是不够的。

　　然而，小说的任务并不是展现一个“应该的”、“理想的”世界，而是表现一个“事实上的”世界。这部小说并非宣扬埃莱娜、莉拉的选择是正确的，也不是要将她们塑造成女性独立的表率，而只是表现女性真实的抗争、真实的困境、真实的失败、真实的无奈。

二元对立的设定增加戏剧张力

　　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在这个故事里做了很多“二元对立”的设定：

　　两位主人公想要逃离的旧世界与向往的新世界是一组对立；

　　莉拉失学后所流连的市井社会与埃莱娜所在的象牙塔是一组对立；

　　莉拉所嫁的那不勒斯小商人阶层与埃莱娜的老师加利亚尼所在的知识阶层是一组对立；

　　莉拉离家出走后的更底层的世界与埃莱娜所嫁入的公知家庭是一组对立；

　　在人物性格设定上，莉拉与埃莱娜也处在天平的两端——莉拉外表瘦小内心强大，直率、犀利、善恶分明，遇事有决断，像一把利刃；埃莱娜外表美丽匀称内心脆弱、敏感、自卑、温顺，喜欢迎合别人，像一只绵羊；

　　甚至对莉拉来说，斯特凡诺和尼诺的吸引力，也在于他们背后那截然不同的世界。

　　故事中的很多戏剧冲突都来自于这种对立所产生的张力。

　　比如莉拉失学后，埃莱娜的学校成了她触不可及的梦想；而埃莱娜为学业烦恼、在学校被男生欺负时，莉拉那看似轻松有趣的生活也令她羡慕。

　　再比如，随着两位主人公懂的越来越多，见识日益增长，她们所处的旧世界日益显露出粗鄙的本色；家人在她们心中的形象，也好似破开了正直和善的表皮袒露出低俗粗鲁的本性。

　　第二季中有一段情节，是埃莱娜和莉拉一起去参加高中教师加利亚尼老师举办的聚会。这段算得上第二季最精彩的情节之一，知识阶层的象牙塔世界和底层现实世界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这个情境里初次显露出来。

　　那天，莉拉听说埃莱娜要参加聚会，便央求埃莱娜带她一起。莉拉原希望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见证埃莱娜越来越宽广的世界，认识有学识的人。

　　但到了聚会，莉拉发现所有人都围着埃莱娜转，没有人照顾她，没有人欣赏她。这让莉拉深受打击。

　　埃莱娜和几个同学围绕加利亚尼老师形成一个小圈子，他们用莉拉不熟悉的文绉绉的方式，发表着关于核战争、殖民主义、戴高乐主义等政治议题的看法，争论着改变世界的方式。

　　在他们争论正激烈的时候，莉拉突然拉了拉埃莱娜，说斯特凡诺来接她们，她们该走了。

　　在回程的车上，莉拉抨击聚会的沉闷、无聊，嘲讽知识分子故弄玄虚、毫无思想，只会鹦鹉学舌：“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他们自己的，是他们自己动脑子想出来的。他们知道一切知识，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她的嘲讽触怒了埃莱娜，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味道。

　　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看出莉拉的嘲讽部分是出于嫉妒、愤怒和悔恨：她嫉妒埃莱娜所拥有的那些原本也应该属于她的关注；此外，那样的场合让莉拉相形见绌，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她因一次错误选择而放弃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然而，即便是气话，莉拉的话里也潜藏着部分真相——她看穿了那群知识分子的傲慢、自以为是和不切实际。

　　人们应该如何改造社会、抵制不公？到底是知识分子的言论革命更有效，还是底层的真实抗争更有效？

　　在第三季和第四季，类似这样的现实问题更多地在这个故事里生根。围绕这些问题，埃莱娜和莉拉之间还有更多交锋，并激发出更多的戏剧张力。

不完美叙述者的魅力

　　这部小说以埃莱娜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她以“令人尴尬”的真诚，袒露她的自卑、恐惧、虚荣以及她对自己的厌恶。但这样做的效果不是让读者更讨厌她，反而让她收获了更多的理解。这是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读者和观众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们在生命的某些时刻都会有嫉妒、虚荣、想要迎合别人等负面心理，有一些情绪甚至说不清道不明。但埃莱娜用如此坦诚的方式、精准的语言让那些心思和情绪显形。因此，众多的读者在她这里获得了集体共鸣。

　　将这部小说中的叙述者埃莱娜与简·奥斯汀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做个对比，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也是受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的启发。另外，如果你以前没有留意过小说中的“叙述者”是谁，那么下次阅读时不妨仔细捕捉一下那个并非作者本人的“叙述者”）：

　　奥斯汀的叙述者有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处世规范，TA对世界的规则以及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胸有成竹。TA嘲讽TA所叙述的人物，这种嘲讽是建立在一种稳固的道德规范基础上的，如果人物的言行偏离了这个人所处的身份规范，那么TA的言行就是可笑的。

　　但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这种关于是非对错的确定性早已被历史洪流卷走。像埃莱娜这样、对是非对错不确定的叙述者更受今天读者的欢迎。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当代读者都不喜欢简单的道德判断，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对是非对错的追求早已让位于对人性的追问和探寻。

　　埃莱娜虽然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偏狭和缺陷，但她袒露自己并非是任由读者去嘲讽她。她袒露缺陷，又袒露对这种缺陷的自我厌恶和自我批评，实际上是想获得读者的谅解，是想与苛刻的读者就她的不完美达成某种和解，同时，她也在带领苛刻的读者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

　　在其中，每一个读者都会体会到人性的幽深复杂。相比之下，奥斯汀式的道德规范似乎简单了一些。

　　我们对埃莱娜这样的不完美叙述者的谅解，其实与我们这个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有关。《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将我们时代盛行的价值观概括为“人文主义”。

　　赫拉利说，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中寻找意义，人类自己就能判断善恶、正误、美丑。“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真诚，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是人文主义的口号。

　　这里摘录一段《未来简史》对人文主义的评述，读了这一段，你会更加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谅解那个一点都不完美的埃莱娜：

　　如果一位现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义，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书的判断，而是仔细审视自己内心的感觉……

　　如果连这样还是觉得琢磨不定，她就会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一切都告诉他。

　　理论上，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与中世纪的神父站在同一个位置……实际上，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别：

　　心理治疗师并没有一本定义善恶对错的《圣经》。当这位妇女说完故事的时候，治疗师不可能忽然破口大骂：“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犯了一个可怕的罪！”当然，他同样不可能赞美她说：“太好了！你真棒！”

　　相反，不管这位妇女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治疗师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种温暖关怀的声音问：“那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呢？”

　　在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行为的对错，而是这行为背后的人的感觉。人的感觉是重要的，它为行为赋予合理性。相比之下，完美就显得不是那么值得追求。正因如此，我们愿意倾听埃莱娜的心声，也愿意接受她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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